从专利开放许可，聊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专利许可

　　5月1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部署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的通知，并就《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方案》的下一步试点要求和重点进行了明确。

　　《方案》将这项工作定位于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促进专利许可转化的工作，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服务创新、强化政策联动三个基本原则，明确了搭建声明信息发布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做好配套服务、完善激励和规范措施四个方面的试点任务。

　　不难发现，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又是一项"国家局搭台，地方局唱戏”的模式。

　　这种模式已经在各种工作中数不胜数了，如果往前推一推，就会发现前两年专利运营就是这么搞的，最后各地平台在曾经的辉煌后，基本名存实亡了。

　　还有专利资助政策背后离不开GDP指标嵌入专利数量考核的光环，到现在又要求地方停止一切资助。

　　至于非正常申请的认定，更是让许多地方拿着95分的成绩依然觉得自己不及格。

　　再说专利导航，很多地方也是照着葫芦画瓢，把原来的专利分析、专利预警工作换个马甲。但是发现没有，现在已经听不到被国家队打造标杆的几十个城市的专利导航成果到底是什么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工作到最后，同样难言成功。

　　此外，还有已经数不清的地方保护中心、预审中心等，包括知识产权证券化、专利质押融资等等，似乎国家与地方之间只有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项目才能建立联系。

　　可惜的是，所有这些项目，巨大的投入与实际的产出，是否成比例?需要仔细思考。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专利制度向前探索的一个曲折过程，但在中美底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在美国下定决心要与中国实现脱钩的背景下，如果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战略下，把专利制度这个本应是牛鼻子的工具，陷于国家和地方理不清的关系中，就会不合时宜，也造成资源和效率的浪费。

　　其实仔细看看中国经济和创新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几省，地方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几乎没有趟出来一条适合于本地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并与国际专利环境接轨的发展模式，反而是陷入了落实国家政策的无限循环之中，这就会导致企业需求与政府供给出现严重的不匹配。

　　以广东为例，省内的华为、中兴、荣耀、TCL、OPPO、vivo、传音、天珑、酷派几乎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绝大部分市场，对标准必要专利SEP的深度需求可谓是每天都在发生。

　　而技术标准，一直被美国各界视为美国保持全球技术领导力的“金本位”，西方各国已经开始就标准问题重新制定世界新秩序，但是从国内来看，存在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和重视度不足等问题。

　　目前还很难看到有哪个地方可以在标准必要专利问题上主动作为，形成公开的对外引导和立场声音。其实，广东凭借自己的企业规模，并不一定要等着国家出台政策，或许尝试出台地方政策，也能达到一定效果，就像广东法院出台的标准必要专利SEP和FRAND审判规则和指南一样，是会受到国外其它司法管辖区法官的重视一样。

　　这就像中国发展半导体存储器产业一样，现在的武汉长存和合肥长鑫已经成了中国存储器发展的领军者，这就是地方发展模式最好的探索。我更希望在专利方面，一些地方能够脱颖而出。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表达一个主题，中国专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应该更加多元一些。我相信无论是国家局还是地方局，各级政府所做的工作，都是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好的环境，但是如果各级政府都是千篇一律的执行同一个政策，缺乏对本地产业特点与国际竞争关系的深入研究，出台适合于本地企业发展的专利政策，很有可能难以完成以创新为核心，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回到专利许可这个话题，同样会发现在国家期望与地方实施中间，还是存在差异的。

　　在国家局发布试点通知后的第二天，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海知所)官方发布消息显示，在海南知识产权局指导下，海知所正式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并在其官方网站上线了“专利开放许可交易平台”，首批上线了12项专利。

　　首先，在一些规则的回复上，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并非人人都可许可。

　　对于哪些专利权人可以申请海知所的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问题中。我看到回答中表示有三种情况，除了最后一类是免费开放许可意愿的是向所有单位开放后，前两类的国家示范高效、国家示范企业、海南专项计划，无疑是设置了一个门槛，也就是只有这些有资格的单位才可以申请专利开放许可声明。